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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刚颜鹏
来源：《中东问题研究》年02期
作者：王新刚，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颜鹏，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20世纪中期叙利亚独立以来，军人政治主要是军人干政成为影响叙利亚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复兴党执政前，军人集团扮演的是原有社会政治秩序的破坏者和革命者；随着复兴党的上台，军队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其政治角色趋于保守。阿萨德执政后，通过复兴党建立一支“意识形态纯粹化”的军队，强化了对军队的控制和职业化。军队也由过去政治斗争的仲裁者变成政权的守护者，军事政变大为减少。军人政治大行其道与叙利亚社会的分裂性与社会权力真空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叙利亚军队的构成、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趋向，以及地区政治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军人政治在使叙利亚摆脱了独立初期政变频仍、政局动荡的局面，使叙利亚实现了长期的稳定。但是，从长期来看，军人政治与民主政治背道而驰，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叙利亚的政治发展及现代化进程，同时也对地区军事产生一定影响。
关键词叙利亚军人政治复兴党阿拉维派威权主义
军人政治是20世纪亚非国家政治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叙利亚也不例外。独立后，军人政治以前所未有的剧烈程度出现在叙利亚政治舞台上，进而开启了军人干预政治的历史进程。叙利亚军队也由最初国内政治斗争的“仲裁者”转变为与复兴党相互倚重的力量。叙利亚军人政治的兴起既有复杂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也有地区、国际形势影响的外部因素。军人政治是影响当代叙利亚政治发展，以及地区局势的重要因素。本文拟对利亚军人政治的演变、兴起的原因、特点及影响等方面进行全面考察，为进一步认识叙利亚乃至中东政治发展提供一些帮助。
叙利亚军人政治的历史演变
（一）军事政变与军人独裁政权
叙利亚独立后，文官政府在处理国内外的问题时缺乏必要的能力与经验，导致政局动荡不堪。军人从幕后步入前台，开始频繁干预叙利亚政治。年3月30日，叙利亚军队总参谋长胡斯尼·扎伊姆上校发动现代叙利亚历史上第一次军事政变，夺取叙利亚最高国家权力。扎伊姆政变打破了叙利亚议会民主的政治模式，军队从此走上了国家政治的前台。这次政变经过细心地策划，除获得美国人的支持外，扎伊姆还许诺进行社会改革和与以色列战斗到底，从而赢得了叙利亚民族主义军官和阿克拉姆·胡拉尼及其追随者的支持。政变后，扎伊姆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他驱逐库阿特里总统，解散议会和政府，取缔包括国民党、人民党、复兴党、共产党等在内的诸多政党，实施党禁。
然而，扎伊姆缺乏统治的基础。年8月14日，来自阿勒颇的军官穆罕默德·萨米·辛纳维在英国支持下，与德鲁兹派及其他党派军官联手发动第二次军事政变，逮捕并处死扎伊姆。辛纳维政变成功后，取消党禁，任命人民党的哈西姆·阿塔西组建新政府。年11月15日叙利亚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准备起草新宪法。人民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优势，在辛纳维授意下，阿塔西当选新总统，开始组建人民党政府并制定新宪法。辛纳维是亲英派军官，他上台后意欲使叙利亚与伊拉克统一，并准备实施英国支持的、哈西姆家族提出的“大叙利亚”计划。此后，叙利亚开始与伊拉克谈判，推进两国统一的进程。叙伊合并问题在叙利亚军队中引发强烈反响，许多军官反对该计划，开始策划政变阻止叙伊合并。美国也担心一旦叙利亚与伊拉克统一，将削弱美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因此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军官发动政变。年12月19日，阿迪卜·希沙克里发动一年内的第三次政变，推翻阿塔西政权。希沙克里称，他的行动是军队内部的一次“纠正”运动，目的是反对叙利亚与伊拉克的合并。
年爆发的三次军事政变体现了叙利亚政治精英、军方和社会之间，以及各自内部在亲西方和反西方、反阿拉伯主义与叙利亚国家民族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关涉政治发展的关键问题上皆存在严重的分歧。事实上，这些问题是叙利亚实现独立后，构建独立的民族国家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叙利亚城市中的阿拉伯政治精英并没有能力使政局稳定下来。年的军事政变则宣告了他们开始失势，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度也难以维系。军队则登上政治的前台，开始积极介入，甚至是形塑叙利亚的政治发展。
政变后，希沙克里一改之前拥护议会民主制的态度，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军事独裁统治。他解散议会，逼迫总统阿塔西辞职，解散政党，实施党禁，压制新闻自由，曾经支持他的复兴党和阿拉伯社会主义党也未能幸免。此外，他还禁止学生、教师、工人和公务人员参与政治活动，取消最高法院并加强警察控制。希沙克里通过这些举措颠覆了之前的议会民主制度，将几乎所有的权力都集中于军人之手，建立起军事独裁统治。
希沙克里希望通过消除外国势力的干涉和宗教、民族、部落的分裂状态来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统一国家。希沙克里首要任务是促进军队的现代化，强化军队对其的支持。为此他开始推进军队改革，提拔年轻军官。希沙克里的军事改革客观上激发了年轻军官参与政治的热情，他们不愿意将自己的利益局限在军营之内。同时，随着叙利亚军备的发展，军队的民族主义情感更加强了，消灭以色列夺回巴勒斯坦的信念更加坚定。然而，这些年轻军官并未如希沙克里所想成为其统治的支柱，反而在后来推翻希沙克里独裁统治的政变，以及其后的历次政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希沙克里的军事改革进一步强化了军人介入政治。
（二）军人干政与泛阿拉伯主义实践
年2月25日，阿勒颇的军官哈姆敦发动军事起义，希沙克里被迫辞职，流亡国外，其独裁统治也宣告终结。希沙克里独裁统治被推翻后，叙利亚又回归议会民主制度。哈西姆·阿塔西出任总统，国民党领导人萨布里·阿萨里出任内阁总理，准备进行新的议会选举。年9月叙利亚举行议会选举，虽然只有40%的选民参加投票，但此次选举仍然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第一次自由选举。与此同时，叙利亚疏远英美等西方国家，拒绝加入美国组织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叙利亚试图与埃及实现合并，实现阿拉伯统一的梦想。
埃及对于叙埃两国合并起初持保留态度，纳赛尔一度拒绝复兴党关于两国合并的提议，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复兴党把目光转向军队，寄希望通过军队的力量实现两国合并。复兴党成员、叙利亚外交部部长萨拉赫·比塔尔认为，只有军方有所行动才能迫使纳赛尔接受与埃及的合并，于是鼓动军队中的复兴党成员对此予以推动。叙利亚军队成为推动叙利亚与埃及统一的主导力量。年1月12日，在没有告知叙利亚政府的情况下，叙军队总参谋长比兹里率领14人组成的军事代表团访问埃及开罗，就叙埃统一问题与埃及进行谈判。比塔尔为复兴党成员，极力推动阿拉伯统一。埃及总统纳赛尔在谈判中提出苛刻的统一条件：即两国完全统一，包括解散叙利亚所有政党，叙利亚军队完全退出政治活动。比塔尔对于埃及的主张不完全赞同，他希望以邦联的形式实现两国统一。但叙利亚军方其他代表支持纳赛尔的主张。叙埃谈判在叙利亚国内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和总理阿萨里对军方绕开政府的行动十分不满，认为与军事政变无异。叙利亚议会则支持叙埃统一。库阿特利感到国内舆论使他们别无选择，被迫同意军方的行动，否者国家将有陷入动乱的危险。年2月1日，叙埃两国共同宣布“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
埃及的这些举措严重伤害了叙利亚军人的感情。叙利亚军人地位一落千丈，他们认为在叙利亚的埃及军官事实上就是秘密警察，其任务是监督叙利亚的同僚。一名叙利亚将军抱怨到：“在合并期间，埃及军官几乎都行事傲慢，觉得他自己就是贾马尔·阿卜杜拉·纳赛尔一样，叙利亚军官士气如此低沉，他们一直寻求脱离埃及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复兴党军官建立秘密组织，策划发动政变以脱离埃及。与此同时，埃及在叙利亚推行的土地改革和国有化运动也严重侵害了叙利亚大地主与大商人的利益。他们对埃及的统治十分不满。年9月28日，在叙利亚地方集团支持下，大马士革的逊尼派陆军中校阿卜杜勒·卡里姆·纳赫拉维发动政变，驱逐埃及官员，废除国有化和土地改革的相关政策，“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宣告解体。政变后，纳赫拉维将“阿联”时期担任大马士革工会总书记库兹巴里扶上了总统之位，组建了由国民党、人民党、商人、律师组成的临时政府。纳赫拉维表面上退出政坛，但是很快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幕后监督临时政府。纳赫拉维军人集团保留紧急状态法，取缔政党，主张建立人民阵线以支持“革命的原则”，取消出版等自由，并拒绝数以千计的被阿联政府清洗的官员复职。
（三）复兴党与“军政合一”体制的构建
年，叙利亚爆发军事政变，脱离“阿联”之后，叙利亚又回到了独立后政治发展的原点。年12月，在叙利亚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人民党成为议会中最大的党派，通过联合其他政党组建新政府。传统的城市商人和大地主再次回到了权力的中心，新兴的左翼力量遭到排除。但这仍然未能解决叙利亚政治发展的根本问题，左翼与右翼政治力量、“统与独”、军队与文官政府的关系错综复杂，各派的冲突十分严重，叙利亚政局动荡不堪。年，叙利亚相继爆发了三次军事政变。这表明无论是军事独裁、阿拉伯统一，还是议会民主制度都难以使叙利亚政局稳定下来。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复兴党开始与军队结成联盟，逐渐形成了军政一体的制度，最终使叙利亚摆脱了政局的动荡。在“阿联”时期，叙利亚复兴党解散了在军队中的组织机构，许多军官被解职或调往埃及。部分驻埃及的复兴党军官不满自己的处境，相互之间秘密保持联系，希望把握时机恢复自己在军队中的权力和地位。在此背景下，年复兴党军事委员在埃及秘密成立。复兴党军事委员会成立之初只有五名成员，分别是穆罕默德·乌姆兰、萨拉赫·贾迪德、哈菲兹·阿萨德、米尔和贾迪。这五人全部来自少数教派，前三人为阿拉维派，后两人是伊斯玛仪派。起初，军事委员会处于秘密状态，为了免受复兴党文职领导人干预和控制，保持自身独立自主，它甚至没有通知复兴党领导人。军事委员会这种少数教派的属性，以及对复兴党政治领导人的疏离，成为后来复兴党内部分裂的重要原因。
复兴党在经历“阿联”时期的打击后，其组织基础较为薄弱，成员不到名。复兴党政治领导人与军人也存在芥蒂，复兴党军事委员会在军队中也缺乏独立的组织机构。故此，当复兴党军人掌控政权后，着力扩大自身的统治基础。一方面，复兴党军人开始与复兴党政治领导人合作，在保留军事委员会一定独立性的同时，将之纳入复兴党的体制中；另一方面，军事委员会也开始在军队中大肆扩张，清洗异己力量，以便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军队中关键职位基本由军事委员会成员占据，贾迪德出任军官事务局局长和人事局局长，哈菲兹·阿萨德成为空军司令。他们利用自身的权力建立一支复兴党控制下的军队。
年，叙利亚爆发的“三·八革命”，使脆弱的议会民主制退出了历史舞台，复兴党通过与军人的联合最终掌控了叙利亚政权。这成为叙利亚政治发展的分水岭，叙利亚由此建立了军政一体的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这最终也使叙利亚逐渐摆脱了政局动荡、军事政变频发的局面。然而，复兴党内部存在严重分歧。以阿弗拉克、比塔尔等为代表的元老派领导人出身城市的中产阶级，主要为逊尼派穆斯林。他们反对军队干预政治，认为军队应该成为复兴党进行统治的工具，军官应该辞去在党和政府中的相应职务。这意味着军队应当由复兴党的政治领导人控制。元老派还主张阿拉伯统一高于一切。以贾迪德和阿萨德为代表的少壮派军官大多属于阿拉维派、德鲁兹派和伊斯玛仪派等少数教派，出身农村。他们的思想更为激进，强调社会主义尤其是土地改革和国有化。同时，少壮派反对将阿拉伯统一放到优先地位，特别是反对元老派对于军队的控制。故此，由于所属的教派和社会阶层不同，复兴党两派在政治主张上存在巨大差异。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两派尚能团结一致。但当复兴党剪除政敌，独揽政权之时，两者的联盟很快瓦解。年2月23日，少壮派军官萨拉赫·贾迪德、穆罕默德·乌姆兰、哈菲兹·阿萨德发动政变，囚禁阿明·哈菲兹以及阿弗拉克、比塔尔等元老派成员，并将他们从复兴党中开除。至此，叙利亚政权完全控制在复兴党军人手中。
（四）阿萨德与“军政合一”体制的巩固
年，阿萨德发动不流血政变，派军队占领党政机构，监禁贾迪德等高级政治领导人。叙利亚由此进入长达30年的哈菲兹·阿萨德时代。阿萨德上台后首要任务是如何解决叙利亚独立以来政变频发，政局持续动荡的问题。他严格控制复兴党在军队中的政治活动，确保自己在军队中的绝对权威。阿萨德通过各种手段安抚军官集团及军队，防止军事政变的发生。阿萨德提高军人的待遇并给予他们许多特权。军官享有丰厚的薪水、免费医疗、旅游津贴，以及各种各样的额外福利。阿萨德执政后，军队规模逐渐膨胀，国防预算逐年增加。军人是阿萨德政权下的既得利益者，成为叙利亚政治、社会中特权阶层，因而发动军事政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另外，阿萨德为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巩固统治，
阿萨德出却非一般意义上的军人独裁统治。他巧妙地将叙利亚的政治制度、复兴党以及军队结合起来，构建了一套独特的政治制度。在阿萨德治下，总统处于权力的中心，军事安全机构、复兴党组织和行政官僚机构成为阿萨德统治的三大支柱。三者相互独立，并相互协调、彼此联系，成为调节社会内部冲突，进行政治控制和社会整合的最主要的工具。军事安全机构主要由军队、警察、情报部门系统构成，该机构是阿萨德政权最忠诚的捍卫者，同时也是阿萨德争取支持，进行政治控制的重要工具。阿拉维高级军官是军事安全机构的核心。他们皆为阿萨德的亲信，把持着最为重要的军事战略部门。
叙利亚军人政治兴起的原因
（一）多元分裂社会的政治权威真空
1、复杂的社会矛盾
奥斯曼帝国时期，占据统治地位的逊尼派阿拉伯地主控制着叙利亚的政治与经济，掌握着对农村人口的绝对统治权，后者则是整个社会中最贫穷、无地少地的佃农。两大阶级集团间矛盾相当尖锐。法国委任统治时期进一步加剧了叙利亚社会的分化。除大城市外，广大农村偏远地区仍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这种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为军人崛起，为军人干政提供了土壤。由于大地主和城市精英阶层不屑于参军入伍，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农民为维持生计，改变经济困顿的状况纷纷参军。
另一方面，尽管逊尼派穆斯林人口构成总人口72.2%的多数，但民族、宗教的分裂现象在叙利亚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叙利亚社会由相互独立的家族、氏族、部族、宗派和村庄等传统社会组织构成。严酷的生存环境使宗族部落之外，个人不具有社会存在的功能。一个人的地位取决于他在所属特殊群体中的社会关系。因此，叙利亚人不得不参加所属群体同竞争对手争夺水源、土地、房屋等必要资源的斗争。另外，内婚制、商品市场的缺乏，以及道路、电话、电报等的私人所有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群体的独立性。民族、教派认同上升为排他性的政治认同成为叙利亚政治发展面临的尖锐问题。即便阿拉伯民族主义也未能弥合这种社会分裂。阿拉维派、德鲁兹派、伊斯玛仪派等教派与逊尼派的冲突已十分严重。逊尼派阿拉伯人不仅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不同宗教信仰的基督徒，还歧视和迫害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宗教少数派阿拉维派、德鲁兹派以及其他什叶派。这些宗教少数派聚居于农村和偏远山区，过着贫穷落后的生活，遭受逊尼派地主和商人的盘剥。为了反抗统治者的歧视和迫害，经常举行武装起义。
委任统治时期，法国委任统治当局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阻止叙利亚各民族群体、伊斯兰教派的团结，利用叙利亚在宗教、地域上的分裂局面维护其既得利益，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叙利亚不同派别的隔阂。在委任统治的20余年里，法国殖民者组建所谓的大黎巴嫩，随后又设立阿拉维区、大马士革区、阿勒颇、德鲁兹区和亚历山大勒塔特别区，并将这些地区命名为“国家”，后来又将大马士革区和阿勒颇区合并成为“叙利亚国家”，试图以此削弱叙利亚的国家认同。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独立之初，叙利亚在很多方面还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和政治共同体，只是一个政治实体。叙利亚的社会分裂为军人干政提供了机会。
2、激烈的政治斗争
叙利亚的社会结构亦在政治领域有所反映。政治领导人属于一个由大地主、商人、个体经营者组成的上层阶级。一个世纪以来他们构成了叙利亚社会中传统的城市精英。他们在法国人撤出后没有能够建立起统一的政治秩序，主要是因为他们所获得的政治支持的区域性限制及其支持者的特殊利益。他们的权力基础更多决定于其能否利用家族、血亲、种族、宗派和地区的支持，而不是来自于全国性的政党或政治意识形态。叙利亚政治本质上是一种个人政治、家族政治和教派政治，政治领导人因地区、个人因素发生分裂，议会和内阁沦为家族精英集团的俱乐部。政党沦为这些势力集团的私人附属物，而不是制度化的组织机构。每个势力集团都建立了自己的区域政治基础。例如，人民党的社会基础是北方的阿勒颇，国民党则是南方大马士革政治精英的代表。两大党代表的是地方利益，二者斗争结果就是国家政治中心虚弱不堪，政治精英严重分裂，传统政治权威日益瓦解。
旧的政治结构随着叙利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逐渐瓦解。叙利亚独立后现代教育和大众传媒的发展激发了叙利亚人的政治参与意识。由现代化催生的新的社会群体，如知识分子、律师、医生、工程师、记者、教师和学生等，要求扩大政治参与、改革传统的寡头政治、进行社会改革。但是传统政治精英们并不愿意满足新兴社会阶层的要求，因为那样做必定会对他们的地位形成冲击。同时，在传统政治系统中也缺乏能够扩大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程序和机构。在既没有有效的政治机构也没有能力去发展这些政治机构的社会里，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带来的后果就是政治混乱。当青年人谋求改革的愿望以及争取政治参与受挫时，他们转向宪法及体制外寻求发泄不满情绪的途径，求助于激进的在野政治精英和政治组织。他们纷纷加入那些主张社会改革，倡导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新兴激进政党，例如复兴党、阿拉伯社会党等。这些新兴政治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年复兴党与阿拉伯社会党合并后政治影响力迅速扩大，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于是，当激进团体不断汲取这种不断增长的重要资源挑战传统秩序时，那些老旧政党—人民党和国民党因其狭隘性、相互对抗和组织不善而日益衰落。
3、叙利亚政府软弱无力
叙利亚独立后，急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解决殖民统治遗留的问题，进行社会整合、推行经济改革、稳定社会秩序。然而，议会民主制度作为叙利亚继承的“殖民遗产”在叙利亚存在水土不服的现象。
叙利亚独立后的政治制度比较特殊。由于民族主义者的努力争取和法国人的刻意移植，叙利亚在独立之前就已经拥有一套不算完备的西方式议会制民主共和政体。因此，不仅叙利亚民族主义及党派在政治上具有超前性，而且叙利亚的政治制度也具有超前性。这种超前性与叙利亚的经济发展水平脱节，必然与其落后的经济形态产生碰撞和冲突，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扩大了叙利亚社会的分裂。除复兴党外，叙利亚各政党基本都是传统势力集团结成的松散政治组织，没有统一完善的纲领和组织系统。统治者贪污腐败、任人唯亲、滥用职权，议会民主政治制度名不副实。
议会民主制造就了一个软弱的中央政府，对内既不能为国家发展建设提供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对外又不能很好地消除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对叙利亚的威胁。政治活动中充斥着无原则的权力斗争。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很多重大的方针政策尚未形成就已夭折，有的即使已经形成决议最后也没有得到执行。激烈的政治斗争导致政府难以运作，内阁更迭频繁。据统计，从独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内阁更迭达20多次。以年政变前叙利亚国内形势为例，民族党政府上台以后一直无力解决独立后持续恶化的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问题。年，叙利亚军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的惨败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杰米勒·马尔丹政府在人民党的指责下倒台。随后哈西姆·阿塔西出面组织政府，同样难以协调各政治派别的利益冲突，无法弥合它们之间的分歧，分别在几天后宣告组阁失败。临危受命的阿兹姆虽然组阁成功，但由于和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协商美资石油公司的管道工程项目，招致民众和议会的强烈反对。叙利亚政治局势在各种矛盾中艰难前行。
软弱和无能的政府为军人干政提供了口实。尽管政治家不接受军人统治，但他们也赞同军队的政治活动，鼓励军官参与政治。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军人能够进行良好的统治，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军官集团能够提供一个能力出众、忠诚果断以及强有力的领导者。脆弱的议会民主政治以及强烈的地域、种族和教派关系不利于具有国家视野的政治领导人出现。于是，他们期望军队中可以产生这样的人。叙利亚军队正是在这种政治衰朽，外患加重，社会分化的大背景下逐步激进化并走上政治舞台。
（二）叙利亚军队固有的属性
1、军队的激进化与政治化
叙利亚军人的激进化和政治化，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独立以来，叙利亚政府对建设和强化军队十分重视，不仅改组了军队的组织结构，装备几乎全部更新，军官的遴选和培养体系也发生重大变化。可以说叙利亚军队已经成为一支组织严密、纪律性较强的现代化职业军队。亨廷顿认为，在一个普遍政治化了的社会中，军人干政只是众多社会现象中的一个表现形式。叙利亚军人干政是对叙利亚国内社会的变动，以及政治动荡的回应。叙利亚独立后，随着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的推动，中产阶级以及社会中下层民众的政治意识开始萌发。与之相应的是，整个社会的政治化。叙利亚军队征兵以及霍姆斯军事学院等军事院校向全社会开放，将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纳入军队。这些新军人大多来自农民、商人、手工业者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些军官团中的新兵完全不同于传统政治精英，与现存的政治系统没有利益关联，被排斥在权力集团之外，没有合适的途径表达自己、群体的愿望和利益诉求。中产阶级的社会背景与职业化军事教育，赋予军人的并不是传统的保守观点，而是某种程度上现代化的集体主义的思想倾向。在社会变革愿望的激励下，官兵们越来越多的卷入政治，政治观点日益激进。
另外，叙利亚是在取得民族独立之后才着手建设军队，没有其他国家那种较长的军事传统，军人极易受到各种激进意识形态和政治团体的吸引，尤其是民族主义和改革主义思潮。这一时期叙利亚政党政治比较活跃，尤其是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激进政党，如复兴党、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等。它们在军队中的活动频繁，很多青年军官深受影响。复兴党激进的政治主张对那些试图以现代民族主义构建政治体系的年轻军官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阿拉伯社会党领导人胡拉尼就非常重视发展与军队的关系，并赢得很多军官的拥护。年5月，他曾和一些叙利亚特种部队军官一起发动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行动，并成功占领和守卫哈马要塞。各政党在军队中的活动促使军队逐步的政治化和激进化。
2、少数派族群占据军队的主导地位
叙利亚军队一个显著特点是：少数族群在军队占主导地位。叙利亚军队的主体由阿拉维人、德鲁兹人、伊斯玛仪人、库尔德人等少数族群构成。在叙利亚传统社会中，精英阶层并不把入伍从军看作是获取权力和社会地位的职业，大马士革以及阿勒颇的逊尼派上层社会一般不会把自己的子女送入军事学院。很多穆斯林家庭认为军事院校是二流学校，因此上层社会的子弟多从事文职工作。这一方面源于上层社会崇文重商的社会传统，一方面也体现了传统精英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优势地位。军队主要来自于社会的中下层。法国委任统治时期，为镇压叙利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委任当局有意从阿拉维派、德鲁兹派等宗教少数教派或库尔德、亚美尼亚等少数族群中招募军人，组成“特种部队”。法国殖民者组建了8个营的叙利亚新军，其中竟有3个是阿拉维营，其他部队中也大量充斥着为主人服兵役的阿拉维人，叙利亚军队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阿拉维派的军队。当叙利亚独立后，作为少数派的社会群体在军队中却占据主导地位。此外，叙利亚独立后，霍姆斯军事学院向所有民众开放，不分阶级、阶层、族群等差别，不收任何费用，每月还向每个学生提供一定津贴。这些举措为那些缺少社会晋升机会的寒门子弟提供了机遇。许多中下层子弟特别是农村青年进入军事学院学习，谋求改变自己囧迫的经济状况和低下的社会地位。虽然也有逊尼派子弟加入军队，使军队中的宗派比例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一般士兵和低级军官仍以出身农村的少数派青年为主。阿拉维派、德鲁兹派、伊斯玛仪派等其他少数派别在军队中的比例远远超过其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由此可见，叙利亚军队在构成上具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官兵多为农村出身，二是主要来自宗教少数派。叙利亚军队这种特殊的阶级、宗派、族群背景，使它比其他政治团体更了解人民的疾苦，更能反映中下层人民的利益诉求，具有较强的革命性。他们出身农村，但是在军事院校和军营中接受教育又使他们构成城市新兴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军队因此成为联系农民和中产阶级的纽带，它与农民阶层的天然联系在中产阶级发动农村力量进行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少数派军官能够成功夺取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此。
3、巴勒斯坦战争对军队的影响
年5月15日，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包括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约旦等国的阿拉伯军队相继参战，并在战争初期取得胜利。由于美国等国家的干预，阿拉伯军队先胜后败，被迫签订停战协议。叙利亚军队成为唯一没有在此次战争中被击败的阿拉伯军队，并占领和控制了呼勒湖和太巴列湖之间的三小块区域。但是局部的胜利无法改变战争最终惨败的结局。战争的失败对阿拉伯国家造成极为广泛的影响，“甚至是最细微的政治经济问题都渗透着这一事件的影响”。对年轻的阿拉伯官兵来说，战败是一种耻辱，它标志着埃及和叙利亚原有政治体制开始走向终结。在埃及，自由军官们用四年时间筹划和实施政变，扫荡了国内旧秩序。叙利亚军队中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军队将领们带着屈辱回到国内，抨击国内腐败的政治制度，指责政治家们要对战争的失败负责，并要求就失败的原因展开调查。巴勒斯坦战争彻底改变了阿拉伯军队的性质。他们像其他地方的军官一样开始认为，只有他们才能体现政权的合法性和国家的荣誉感，为此他们不得不进入政治领域，通过军队的力量来反对政治集团的无能。叙利亚军队特别是军官集团迅速转变为一个政治意识空前强化的政治团体。
（三）国际及地区政治的冲击
1、大国对叙利亚的争夺
叙利亚的战略地位和政治长期动荡不符合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美国为谋求全球霸权，一方面向中东渗透以填补英法撤退后留下的空白；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削弱和阻止苏联在中东影响的扩大，打击地区强权和激进的民族主义势力。为此，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相继出台了“第四点计划”、国家安全委员会第号决议，第号决议、“艾森豪威尔主义”等有关中东的政策。虽然这些政策并不是专门针对叙利亚，但其基本内容也同样适用于包括叙利亚在内的中东国家。为防止叙利亚倒向苏联，美国开始通过各种方式介入叙利亚政治。由于美国在巴勒斯坦战争中偏袒以色列，叙利亚国内反美情绪高涨，美国“阿美石油公司”管道工程项目迟迟得不到叙政府的批准。经过多次谈判无果后，美国政府失去耐心，授权中情局以经济援助为诱饵在叙利亚策划军事政变，建立亲美的新政府。美国中情局在大马士革的站长迈尔斯·科普兰和驻叙武官斯蒂芬·米德开始接触叙利亚军队中的右翼军官，叙总参谋长扎伊姆成为他们争取的主要目标。此后，米德与扎伊姆先后进行了6次秘密会晤，商讨政变问题。科普兰曾在《国家游戏》一书中称，美国人组建了一个“政治行动小组”，帮助扎伊姆策划政变。这个小组还将扎伊姆称为他们的“美国男孩。”
最终，美国中情局的秘密行动促成了年3月扎伊姆军事政变，打开了叙利亚军人政变之门。为围堵苏联，美国又在年和年筹组“中东司令部”和“中东防务组织”，并计划把叙利亚纳入其中，但两计划相继夭折。艾森豪威尔上台后，重新拼凑围堵苏联的中东军事联盟“北层联盟”，并最终于年建立“巴格达条约组织”。这一举动遭到了叙利亚的强烈反对。为迫使叙利亚改变立场，美国联合土耳其进行武力威胁。然而这些行动却激起了阿拉伯人更加强烈的反美情绪，驱使叙利亚进一步左转，更加亲近克里姆林宫。为遏制这一趋势，年美国决定对叙利亚实施“散乱行动”，基本内容是利用土耳其、伊拉克在外部进行武力威胁，美国中情局则诱导叙利亚国内的亲西方军队发动政变。但是随着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爆发，“散乱行动”随之夭折。美国秘密干预叙利亚政治的活动事实上加强了复兴党和左翼军官中的反西方和反美力量。年，艾森豪威尔主义出台后，遭到叙利亚的公开反对，为迫使叙利亚改变立场，美国又开始策划新的阴谋。在经济手段不能奏效后，美国开始策划“徽章行动”。美国官员斯通试图用金钱收买叙利亚军官发动军事政变，但是洋装被收买的叙军官密报政府。阴谋暴露后，叙政府驱逐3名美国外交官，叙美关系恶化加剧。
2、地区政治的影响
英国叙利亚问题专家、著名记者帕特里克·希尔曾在其著作《对叙利亚的争夺》中讲述了年至年的阿拉伯政治。正如题目所暗示的那样，他认为任何试图支配中东的当地大国或者域外大国，都必须控制中东的核心叙利亚。
一方面，叙利亚面临的安全难题客观上需要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前线国家之一，叙利亚直接面临以色列的军事威胁，军事上长期与之处于对抗状态，随时都有受到以色列进攻的危险。险恶的外部生存环境使叙利亚认识到必须拥有一支强大实力的武装部队来抵御以色列，因此将军队现代化、提高其战斗力视为保证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这种一定意义上的“先军政治”使叙利亚军队具有较强的政治能量，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自然水涨船高。一旦对外战争失利，军队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高涨，对现有政体形成冲击。巴勒斯坦战争的失败就是叙利亚年第一次军事政变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在阿拉伯世界内部，埃及、伊拉克等国为争夺阿拉伯世界霸权都将叙利亚视为重点争取的对象。叙利亚时常陷入两者的斗争之中，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军队中也相应出现了亲伊拉克派和纳赛尔的追随者，两派斗争也增加了军队的不稳定性，一旦斗争激化很容易造成军事政变。地理因素决定了伊拉克对叙利亚的兴趣。20世纪40年代以来，为争夺中东霸权，伊拉克就一直试图把叙利亚纳入一个由自己主导的“肥沃新月”联盟中。另外，叙利亚是伊拉克通往地中海石油管道的必经之地，鉴于伊拉克南部出海口十分狭小，这条输油管道的安全关乎伊拉克的经济命脉。因此，伊拉克一直希望在叙利亚建立一个亲伊政权为自己的地区利益服务。但是由于伊拉克的亲西方立场，叙利亚和它的关系并不友好，伊拉克多次参与颠覆叙利亚政府的政变。
苏伊士运河战争后，纳赛尔的声望在阿拉伯世界如日中天，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代表。因此，纳赛尔也十分重视叙利亚。长期以来，纳赛尔努力将叙利亚控制在西方影响之外，并在叙利亚军政部门培植亲纳赛尔的复兴党人和军官。年，叙利亚面临国内外困境迫使其日益加强与苏联的关系，这也是纳赛尔不愿看到的。在复兴党和军方代表的劝说下纳赛尔同意埃叙两国合并，建立“阿联”。“阿联”解体后，纳赛尔又号召叙利亚国内的亲纳赛尔军官推翻政府，建立埃及式的革命政权。叙利亚国内纳赛尔派军官一直具有较强的实力。
叙利亚军人政治的主要特点
（一）军队派系斗争激烈、政变频繁
叙利亚军队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不同于埃及军人政治精英，叙利亚军队是一个复杂的混合团体，容纳了来自叙利亚各个民族、宗派、地区、阶级、部落的成员，来自社会底层的穷困子弟与富有而有权势的家族子弟拥有相同的升迁机会。军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市与农村、贫困阶层与富人之间的差距。然而，这也使叙利亚社会的多样性与分裂型内化为军队内部的派系。叙利亚军队从建立之初就因民族、教派、部族、地区、个人因素等分裂为许多派系小集团。各军人集团为了所代表的利益群体不断争权夺利。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派系也不断地发生分化组合，它们之间激烈的政治斗争成为叙利亚频繁发生军事政变的重要原因。
在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中，少数派军人与逊尼派阿拉伯人的斗争最为激烈。复兴党军官于年夺取权力前，少数派宗教和族群在军队中占据主导地位。阿拉维派、德鲁兹派等在军队中所占比重远远超出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这种不对称性成为少数派群体与逊尼派军人之间长期矛盾冲突的根源。少数派构成军队普通士兵的绝大多数，在军队中所担任的职务一般为中下级军官。相反，逊尼派军人虽然人数不多，但一般都是身居高位，把持关键的岗位。少数派军官被排斥在高层权力集团之外，没有军事决策权。宗教少数派官兵也因此一直受到逊尼派军官的打压。因此，叙利亚前三次军事政变领导人胡斯尼·扎伊姆、萨姆·辛纳维和阿迪卜·希沙克里全部都是逊尼派军人。为了维持统治，扎伊姆和希沙克里皆依靠具有相同民族和宗教背景的军官。在希沙克里的统治下，许多来自其出生地哈马的军官迅速进入军队高层。逊尼派军官贾西姆·阿尔万曾回忆道，希沙克里曾敦促他优先接收逊尼派穆斯林青年进入霍姆斯军事学院学习，并尽可能地限制少数派的比重，阿尔万拒绝了这一要求。在“阿联”之前，叙利亚军官集团分裂为多个派系，这些派系主要由逊尼派领导。
宗教少数派军官则利用对基层官兵的控制及其与他们的密切联系暗中积蓄力量。一旦获得升迁，这些军官就开始任用亲属和同一宗派的亲信，帮助他们升迁，或进入陆军、海军或空军学院学习，少数派军官的势力逐步增强。年后，少数派军官的不利地位才得以扭转，主要原因是霍姆斯会议后以纳赫拉维为首的大马士革逊尼派军人集团骨干力量被驱逐。年3月8日政变后，阿拉维派军官在军队领导岗位中的比重发生了重大改变，尽管叙利亚军官团仍以逊尼派出身为主，但非逊尼派成员如阿拉维派、德鲁兹派和伊斯玛仪派军官在军官集团、军队精英以及高层中的地位大大增强。年以后以及年政变中，阿拉维派军官已经控制了军队高层和复兴党左翼，逊尼派军官在政治权力斗争中多次遭到清洗。复兴党政权建立后，因对逊尼派军官不信任，大多数重要职位都控制在阿拉维派等少数派军官手中。一些逊尼派军官即使占据某些重要职位，也无实权可言。阿萨德政权建立后，除极少数绝对忠于阿萨德的逊尼派军官外，大多数逊尼派军人都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年以来是叙利亚危机中，叛逃的叙军高级军官之所以逊尼派为主，也是因为他们对在以阿拉维派为主体的军队中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感到不满。
除宗教少数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派系斗争外，在不同历史阶段，叙利亚军队中还存在着不同派系分化且各派力量此消彼长的现象。独立初期,英美等国为控制叙利亚纷纷在叙利亚扶植代理人，叙利亚军队出现亲美派和亲英派，最终引发了年的三次军事政变。年“阿联”解体后，叙利亚军队至少分裂为复兴党左派、主流温和派、纳赛尔主义者以及逊尼派军官集团等不同的政治派别。年3月8日复兴党军官联合纳赛尔主义军官、部分独立派军官发动了军事政变。复兴党执政后，复兴党军官又先后把纳赛尔主义军官和独立派军官清洗出军队，实现了对军队的控制。此后，复兴党军官内部又因政治观点不同发生权力之争，分裂为激进派和温和务实派，两派分别以地区委员会副总书记贾迪德和国防部长阿萨德为首。最终阿萨德通过军事政变击败贾迪德夺取了叙利亚国家的最高权力。
（二）军人政治与政党政治的结合
军人政治与政党政治相互结合是叙利亚军人政治的又一突出特点。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军人干政和政党政治是一对天敌。但是在叙利亚独特的社会、政治秩序下，出于各自的需要，军人集团和政党特别是被排斥在权力之外的新兴政党很早就建立起密切联系。最终军队和复兴党形成了“军政合一”的特殊的军政关系。
在发展中国家，政治参与的扩大往往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在这种情况下，掌握暴力工具的军人通过干政的方式，具有使短时期内建立社会秩序，稳定政局的能力。但是，军人高度的专业化与职业化，使得职业军人在自己的领域内成为具备特殊技能的专家，而在自己的领域之外却成为十足的外行。职业化、责任感、团体性这三大特征强化了军人作为一个相对封闭而自主的职业化团体的性质，也决定了其在军队外部具有十分有限的影响力。因此，叙利亚军人虽然能依靠暴力推翻文人政府，却不具备民众动员、社会整合、行使政府职能的能力，只好借助政党的力量。另外，为了增加政权的合法性，军人也不得不把某个政党推向前台，披着民主的外衣躲在幕后进行政治操控。年，辛纳维和希沙克里政变后，都做出还政于民的姿态，组成了人民党主导下的文官政府。年，希沙克里甚至组建了由军人主导的政治党派“阿拉伯解放运动”，企图以此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脱离“阿联”后，军事政变的领导人纳赫拉维同样组织了以人民党为主的政府，而自己则另组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监督政府。事实证明军人与政党的结合是非常脆弱的，由于缺乏组织，以及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的不同，两者的合作关系很快就会因权力争夺而崩溃。
另一方面，由于传统政治势力垄断政权，许多新兴政党被排斥在权力集团之外。军队强大的实力也引起了这些新兴党派的注意，于是开始对军队进行拉拢和渗透，将军队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工具。阿拉伯社会民主党是第一个通过争取军官支持以及将该党成员送到霍姆斯军事学院等方式向军队渗透的政党。独立前，叙利亚著名的政党领袖胡拉尼便与叙利亚青年军官保持紧密的联系，鼓动他们投身民族独立运动。年，胡拉尼加入了阿拉伯社会民主党。尽管在两年后离开，他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并受益于该党与军队的联系不得而知，但是这一段经历无疑非常有价值。在随后的时间里，不论何时军官们玩弄政治阴谋诡计，胡拉尼都没有远离这一群体。年，胡拉尼创建阿拉伯社会党，该党强调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原则，主张铲除封建主义和改善农民境况，倡导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因此得到广大农民和青年军官们的热烈拥护。叙利亚独立后，胡拉尼又成功促使霍姆斯军事学院向所有阶层的开放，并由政府向学生提供补贴。得益于在农民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胡拉尼成为在年轻军官中很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叙利亚军人政治和政党政治相结合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复兴党的崛起。复兴党政权源于军事政变，军人与政党的密切结合是复兴党的突出特征。军队与复兴党的合作是因为双方共同的政治利益需求，即争夺最高政治权力。要实现这个目标，复兴党需要具有强大实力的军队的支持，以改变在政治角逐中的软弱地位，军队则需要借助复兴党的组织机构、意识形态和领导能力。
首先，复杂的派系斗争使军队四分五裂，各派系中的分歧和个人主义刺激了军官们的个人野心。他们试图利用政党力量整合军队，加强军队的团结，进而扩大军队的群众基础，增强其干预政治的合法性。其次，复兴党拥有军队所欠缺的政治优势。复兴党创立于年，以统一、自由、社会主义三大原则作为意识形态的基本纲领，主张超越教派之间的狭隘界线，实现阿拉伯世界的广泛政治联合和建立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强调发展国有经济和改善民众的物质生活，提倡土地改革和社会公正。因此，它在农村人口、城市中下阶层、宗教少数派、青年军官和知识分子中间具有广泛影响力，拥有很强的社会号召、动员能力。除完善的指导思想外，复兴党还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其中复兴党民族委员会是复兴党在阿拉伯世界的最高领导机构，下设若干地区委员会作为复兴党在阿拉伯各国的执行机构。年复兴党已经发展成为阿拉伯诸多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政治组织，在伊拉克、约旦和黎巴嫩等国建立了分支机构。
（三）军人政治与文官政治交替出现
年后，叙利亚文官政府丧失了对政权的控制，野心勃勃的军事强人开始介入叙利亚政治。叙利亚政权因此在军人集团和文官势力激烈的角逐中几易其手，军人政治与弱势民主交替出现。在年阿萨德上台之前，叙利亚共经历8年议会民主政治（—，—）和5年的半议会民主制（—）。长期的军人干政和短期的议会制、半议会制交替主导叙利亚政局，期间文官政府始终处于军人政变的威胁之下。
叙利亚议会民主制的超前性决定了其文官政治的虚弱不堪，它既无力解决叙利亚面临的各种问题，也无法在与军人集团的竞争中占据优势。但是文官势力也不可能将权力拱手相让，必定会抓住一切时机对军人进行反击。同时，军人因其自身职业特点和迫于舆论的压力也无法彻底取代文官政府。军人虽能依靠暴力颠覆文官政府，但其所建立的政权却缺乏合法性基础，因此无法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很容易被新的政变所推翻。军事独裁统治被推翻后，文官集团则会利用国内民主呼声高涨、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的有利时机增强自己的实力，要求军人返回军营，退出政坛，恢复文官统治。军人迫于压力可能会做出一些让步，但随着斗争的加剧，特别是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时，军人就会发动新的政变取代文官政府。于是，叙利亚就陷入了军人政治与弱势文官政府交替统治的恶性循环，这种状况直到阿萨德执政后才得以扭转。在与文官集团的政治斗争中，军人可以说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叙利亚发生的9次成功政变中，只有3次军人在政变成功后将权柄交还文官集团，并号召军人返回军营。年，“三·八革命”宣告了叙利亚议会民主制的终结，表面上军人在推翻议会民主制后将政府交给了复兴党的文官，但是军人却是实际上的王者。阿弗拉克、比塔尔等复兴党元老派文官领导人最终被掌握实权的复兴党年轻军官所取代。
贾迪德和阿萨德的冲突成为叙利亚文官政治家与军人政治家斗争的转折点。年，贾迪德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复兴党元老派后，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复兴党党务工作上，成为文官政治主张的代表。他重组复兴党领导机构，以复兴党地区委员会副总书记身份在幕后操纵党政大权。阿萨德则增强了在军队中的威望和影响。两人围绕国内外政策展开新一轮角逐。在国内政策上，贾迪德优先注重发展经济，认为只有经济发展才能确保充分的准备解放被占领土。另外，贾迪德集团在国内大谈阶级斗争，并向其他阿拉伯地区输出革命。他认为通过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将被传播到各地，到那时阿拉伯地区的统一才有可能实现。贾迪德政府将其他阿拉伯国家分为革命的和反动的两个类型，并宣称只和前者合作。贾迪德政府在向其他阿拉伯国家宣传阶级斗争的同时，拒绝和国内的民族主义力量妥协合作，例如纳赛尔主义者、共产党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者。
阿萨德及其盟友穆斯塔法·塔拉斯认为，贾迪德政府的政策有失误。在阿萨德的计划中，军队发展要优于经济的发展，尽管他最后宣称这两方面应给予同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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